面对这一大堆选出来的文字，也可以说是自我生命的结晶吧，不能不给自己提出这样一系列的问题：你写了什么？你写的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又可能存在什么“陷阱”？你在能写什么的同时，又不能写什么？这“不能”显示了你的自我的一种什么样的“界限”（或者“局限”）？你还能写下去吗？你准备怎样继续写下去？……如此等等。作为五、六十年代接受中学与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我是在“批判封、资、修”的人文环境中长大的，这就决定了我的知识结构存在着某些先天性的缺陷，由此造成的思维与视野等等方面的种种局限。但我也有自己的优势，这就是一生目睹与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套用年轻时最喜欢引用的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扉页里的那句名言，可以说是在“血水里浴（过）”，“碱水里煮（过）”，是与自己的民族、人民共同煎熬过的，因此，对中国的国情、民性、人心，有着较为深切的观察，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也有着同样丰富的生命的体验。正是这些“丰富的痛苦”帮助我逐渐接近与认识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并且化作了自己的血肉。尽管不断有人说什么“对鲁迅讲得太多，太过头”，宣布要将鲁迅“送进博物馆”，使其成为与现实无关的“古董”，甚至批判与否定鲁迅；我仍然固执地认为，我们至今对鲁迅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意义，对未来中国发展的潜在价值，还是认识得不够，现在不是“讲得太多”，而是要求“讲得更深入”，更不能将鲁迅“送进博物馆”，而要进一步在知识分子与全民族中发扬鲁迅精神传统。我也正是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与学术、写作的基本立足点，可以这样说，20年来我所做的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讲鲁迅”，并且试图“接着往下说”，以便把民族、家庭与个人的“世纪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具体地说，我的关注，思考与研究主要是四大块：一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国民性弱点”的反省与批判，二是对知识分子（首先是对自我）的弱点的反省与批判，三是对本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反省与总结，最近几年又涉及鲁迅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与“现代性”目标的确立等为现实生活所激发的新问题；四是对鲁迅式的“精神界战士”的寻踪，精神谱系的续接。
对我自身的讲说，特别是这些讲说在学生与读者中产生了一定影响，我是一则以喜——有了回响，说明自己的工作于己于人都有点意义，自然是高兴的；但又不能不继之以忧——会不会因为我讲得不准确，或者不清楚，而造成某种误解，以至曲解呢？对我自己的讲说，是否也应该“附加几句话”呢？大概是有必要的吧。比如说，批判历史与现实的“国民性的弱点”，不能因此而导致对民众的蔑视、恐惧与排斥；同样，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批判，也绝不能引向对知识分子与知识的贬抑与否定。——以上两种倾向在本世纪都曾出现过，但是被鲁迅所明确拒绝与批判的；在鲁迅看来，“觉悟的智识者”是既“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的（《门外文谈》）。而今天似乎也还有这样两种立场或倾向，却也都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检讨本世纪历史中的许多弊端时，不能忘记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无论是普通国民，还是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处于被奴役、压迫的境地，尽管他们自身的弱点，特别是根深柢固的奴性，成为了强权统治的社会基础，但“奴隶”与“主子”、“奴才”的区别却是不可混淆的（至于“奴”与“主”之间的转化是另一个问题）；因此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目的是要启发民众自己觉悟，反抗压迫与压迫者。鲁迅是把自己的批判锋芒最终引向奴役者与奴役制度本身的，并因此对任何有可能（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帮助压迫者逃脱罪责的言行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尖锐地指出：“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是杀人的帮凶而已”（《论秦理斋夫人事》）。鲁迅还向人们发出过这样的警告：以为“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卸责于清流或舆论”，这是“古已有之”的老调子（《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书》），这个传统我们今天是万万不能继承的。这里，也还有一个在进行国民性弱点与知识分子劣根性的批判时，将自身置于什么位置的问题，这涉及我们对所说的“鲁迅式的精神界战士”的理解与认识。鲁迅指出：“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门外文谈》）。这就是说，这种批判，不是高居于众人之外、之上的“审判”，而是把自己也摆进去的，因此鲁迅说，我无情地批判别人，更是无情地批判自己的。当然，由于思想的超前，或者如鲁迅说的比别人更敏感，看得更透，精神界战士身居于大众之中，也会有一种孤独感，寂寞感与绝望感。但首先这是一种建立在对国家、民族、大众、他人，以至人类、世界、宇宙的“大关怀，大悲悯”基础上的“大孤独，大寂寞，大绝望”，而绝不是对“一己的悲欢”的感伤的“咀嚼”，那只能显示自我精神之“小”。于是，在感受着孤独、寂寞与绝望的同时，又怀疑于这样的孤独、寂寞与绝望，并努力地“反抗绝望（孤独与寂寞）”，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对“同道者”的寻求，病态的“孤芳自赏”正是鲁迅和一切真正的精神界战士所深恶痛绝的。因此，如许广平所说，他们虽则“自己所感觉的是黑暗居多，而对于青年，却处处给予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自己也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为可为，向前的走去”（《两地书·五》），终日愁眉苦脸、呼天抢地的，是鲁迅批评的“零余者”，而绝非精神界的战士。真正的精神界战士确实在尖锐地批判着、反省着国民性与知识分子的弱点，但人们可以从中感受着一种对人的爱与宽厚之心，他们绝不以道德与真理的“化身”自居，作苛刻的道德与政治的判决，在这方面，精神界战士可以说是历史与现实中的“道学家”的天敌。以上所说，都是在划清界限。这不仅会有助于识别真、假精神界战士，而且对我们自身也是一个警戒：任何追求都有一条“线”，过了“线”就会走向反面。
再往下就要讲“我不能说什么”了。我一直以鲁迅的一段话提醒自己：“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名人被崇敬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名人与名言》）。这些年写了点文章，知之者多了起来，就经常接到电话或收到来信要求就专业之外的问题发表意见或写文章，每回我都感到十分惶惑与紧张。我知道自己吃了几碗“干饭”，在专业范围内——鲁迅，周作人，以及现代文学，大概是可以发表点意见的，说起话来大体上是有把握的，除此之外，就说不上什么了——老伴经常说我的“平均智商”在中下等水平是有道理的。当然，对专业之外的有些问题我也有兴趣，不免也会发表些意见，但大都是在朋友之间私下胡说乱侃，上不了“台盘”，有时也会写成文章，那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谈谈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以专家的身份发言——本书中有不少文章就是这么写成的。我也会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以增加发言权，但那也是要在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之后。前面已经坦白交代，我能做的事是“讲鲁迅（或者再加上现代文学）”与“接着往下说”，这构成了作为教师与学者的钱理群的一种存在价值，同时也就划定了一条线。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世纪之交，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无论是社会问题，还是思想文化学术的问题，都越来越复杂，提出了许多前沿性的课题，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已经力不从心了。面对先驱者们未曾遇到的许多新的问题，只是“接着往下说”已经不够了，这是需要新的突破与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我的“力不从心”就在于此。我这些年，一直把希望寄托于更年轻的一代的新的开创，就是出于对自己（或许还有我们这一代的学者）的某种难于突破的局限的一种估计。这种估计，对我来说，不会因此引出悲观与无所作为的结论：我还有许多要做、可以做、而且别人（包括年轻一代）未必能做的事，这些事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也许并非那么重要，那么迫切，却也还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在13年前，开始独立的研究，发出自己的声音时，曾在《心灵的探寻》的“前言”里，对自我研究的追求做过这样描述：“它既自尊，清楚自己的价值，又自重，绝不以否定或攀援别一种研究道路来换取对自己的肯定。那种‘肯定’实际是对自己的辱没。它更公开宣布自己的不足，因此也就为自己取得了一种开放的态势。人们不但可以从这样的研究中得到启示，而且可以从其不足之处开始，进行新的更富有创造性的开拓。其研究的生命力恰恰也在于此”。现在，在我回顾这些年风风雨雨中所走过的道路，并走上人生与学术的最后历程之时，仍然坚持着这样的追求，要说的也还是这些话。
（本文是作者为汕头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写的自序，本报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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